本报记者 王立元

民乐节目《老鼠娶亲》近日在山东济宁演出时逗得现场观众捧腹大笑，6个乐手不仅用手中的乐器模仿着老鼠的动作节奏，还加入了肢体的表演。但是，走下舞台，乐队领队曹岩却说，这个节目现在已经很少有演出机会了，民乐的市场并不好，民乐如何重新走入人心一直是个问题。

提到戏曲剧种数量在短短五六十年间的锐减，很多人都很心痛。“1950年，全国戏曲剧种展演时统计，还有370多个剧种，而现在能够演出的剧种不到50个。”民族音乐理论家张振涛说。但与戏曲剧种相比，乐种似乎更没有得到重视。“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统计，民间乐种在五六十年间消失了多少，我们连一个统计数字也没有。”张振涛说。

近60年来，民间乐种的命运发生过很多变化。“文革”之前，乐种与民众生活血脉相通，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文革”中，传统文化的传承被割断，之后的复苏，就依靠民间老艺人的口传心授以及保存下来的书面记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乐种又一次被边缘化。“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大部分老艺术家逐渐离开人世，很多记忆和曲目就随着他们消失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乔建中说，“2001年以后，随着非遗保护的兴起，乐种开始复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发展。”

对于因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多元化娱乐方式，给传统民间音乐带来的冲击，《人民音乐》原副总编辑于庆新认为形势相当严峻。“很多乐种已经消失，而且音乐院校的专业教学也并不是很重视民乐，这一点不仅仅表现在演奏频率上，很多师生甚至连一些乐种的名称都不了解。在过去长期的经验思维中，民乐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被认为是落后的。随着民间艺人逐渐离世，很多好的演奏方式和演出体验，都已经不复存在。专业民族乐团在全年的排练和演出中很少安排地方乐种曲目的演出。在音乐类的出版物中，关于民间乐种的十分少见。”于庆新说。

民族乐团以及民乐人的生存困境是个老话题。虽然身在省级院团，作为主要演奏员的曹岩，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00多元，演出补贴每场100元，一个月平均也就演出两三场。一周有5个工作日需要到单位排练，周六、周日需要在外面教学生，贴补家用，他直言这样的生活有点痛苦，想找机会离开。

面对目前的困境，对于民乐来说，不管是进行自我的改变，还是改变外部生态环境，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很多专家提醒首先要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

乔建中认为：“民乐的传承是流动的，变是一直都存在的状态。一种是自然的变化，顺着传人的思维和时代环境的变化，适应百姓的需求而变；还有一种变，是外力的变化导致的；第三种变，既是自然的，也需要主动创新。如何处理原来的传统和现在的审美需求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选择问题，如山东原来的乐种梆子等，一个乐队由原来的几个人到现在几十人的大队伍，增加人数是否是对表演艺术的美学追求，需要予以思考。传统的变化可以慢一点，多一点思考和文化的沉淀，让这种变化成为经典和永久性的良性更新。”

“古琴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件乐器也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的熏陶需要从小开始。”著名琵琶演奏家汤良兴说，民乐的观众还应该从小培养。身为传承百年的江南丝竹汤家班中的一员，汤良兴对江南丝竹中蕴含的中华文化深有所悟。“江南丝竹的演奏讲究淡、雅，重要的是‘淡’，不紧不慢的行板，不为了显示技巧，演奏者之间你中有我、你让我谦，这是音乐体现出的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点。”汤良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