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曾和刚刚离开光明乳业的王佳芬有过一次交谈。她说了一句话：“今天我对商场是战场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了。”我当时还问她：“那这场数十年的战争对你有什么改变？”她的回答是：“我的心肠越来越硬了，我的那些温良恭俭让没有了。我根本不希望这样。”我当然无法体会到她的心境。大部分情况下，所有的压力，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尽管我已尽我所能地去收集关于她的信息，包括她出版的那本自传。我知道她和达能的合作之间有过冲突，但这其中的冲突和随后娃哈哈宗庆后在公开媒体上对达能的破口大骂相比，又似乎显得不那么引人瞩目。

　　我也曾经听张近东讲述过苏宁和国美竞争白热化时的情景。不过，那时苏宁已经胜出，而黄光裕也已入狱。尽管张近东会痛心疾首地说，媒体都被他们掌控了，我也依然没有太深的感受。毕竟，我能看到他仍然坐在他豪华的办公桌前，手握着千亿资产。他已经跑赢了这场战争，这场线下家电零售业的“美苏争霸”。

　　作为一名从业超过十年的记者，真正让我感觉到商业对人的腐蚀的，是在最近。它和号称要对我们的商业进行一场革命的电子商务的兴起相关。最开始，是两家领先的电子商务公司开始利用媒体和社交网络来大打公关战。接下来，就是公司之间赤裸裸地调侃与讥讽。当然，进步是终于能有一篇口水战文章可以引用“通往奴役之路”这样本来只存在于知识分子口中的词汇，至少从业者的知识水平在提升。退步则是大家开始从之前的价格战角力，变成了利用媒体和社交网络进行公司对公司的言论攻击(包括对公司领导者的讥讽与变相人身攻击)。

　　可能有不少中国公司的公共关系负责人，甚至其创始人本人，抱有和第三帝国宣传部长同样的想法，即认为大众舆论是可以操纵和利用的，民意是可以通过利用巧妙的言辞和传播来征服的。于是，公共关系就变成了意图操纵舆论的工具。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这样的案例。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公共关系作为专门的职业是在何时出现的，但老约翰·洛克菲勒可能是最早聘用专职公关的商人。他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已经被严重扭曲和恶化的公共形象。包括艾达·塔贝尔在内的美国记者们用笔将这位人类历史上首位亿万富翁还在世时就钉上了耻辱柱。“上帝创造了世界，而洛克菲勒和摩根重组了它。”洛克菲勒已成为公众眼中吞噬自由资本主义的怪兽，原因是洛克菲勒在公司的组织形式上的创新：大型公司卡特尔结构。

　　他的公共关系负责人开始为老洛克菲勒设计了一系列扭转形象的方案。比如安排他接受知名记者的访问，此前他对这些访问都是敬而远之；以及有计划地让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让更多人知道。也就是说，他让这位大亨更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恶”且为自己辩护；同时又更有技巧地让大众看到自己的“善”。

　　我相信这属于大众可以接受的“公共关系”。至于接下来公共关系的演变，它如何变成可以轻易地发起所谓“舆论战”的手段，社交网络出现后又是如何不惮于暴露自己的粗俗，我并没有相关资料。但大致应该是一个从赞美自己到攻击他人的演变。即先是在媒体上为自己树立好形象；随后又发现可能丑化他人更是捷径——因为大众天然地就喜欢听到坏消息，而厌恶看到赞美。

　　被滥用的公关，其导致的结果当然会是公众对所有商业炒作的“脱敏”。但更为恶劣的则是，它充分暴露出了商业的粗俗和让人厌恶的一面，似乎他们真的为了钱可以无所不为。

　　李翔 作家、《时尚先生Esquire》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