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

    □才让多吉 北京公益人

    三月的时候，我去了天津一家有17年历史的民营养老院，他们看护的主要是半失能和失能老人。养老院没有电梯、公共浴室没有扶手，只有凳子。这里的负责人介绍，如果给一个瘫痪的失能老人洗一次澡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在这个楼里，大约有100个老人入住，洗澡在他们的生活中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去的时候，养老院正在做装修改造，说是装修，就是把墙体翻翻新。如果要更换一些更好的设备，看到一份清单，大约需要140万。

    那里的老人，一部分是可依靠轮椅在楼道里行动，一部分只能终日意识模糊地躺在床上。这里是七八个老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护工照顾十多个老人，而就是这样的养老院，还是当地养老行业的模范单位，得到过政府的很多表彰。

    据国家民政部统计的数据，2012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1.94亿人，预计今年将突破2亿，2034年将突破4亿。4亿的老人，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庞大却又必须面对的数字，这数字后面蕴藏的是巨大的社会危机。虽然，有关部门总携手专家说现在中国养老是“一床难求”，养老需求的床位比是每千人21.5张床位，蕴藏着巨大的服务机遇，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很多“高级”养老院床位空闲。虽然，这些“高级”的养老院并不真正的“高级”，除了铺了地毯、房间大一些，并无针对老人生活与活动的特别设计。这样的机构，一月的住宿费用大约要2000多块，不要说农村的老人，就算是城市里领社保的退休工人也不能承担这样的生活成本。

    这些低收入的老人大多是小时候遇上大饥荒、上学的时候遇大动乱、结婚的时候遇上大堕胎、中年的时候遇上大下岗。这样一路走来，他们的人生并无太多的积蓄，而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经济上也并不宽裕。在未来，他们并不富裕的孩子，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个老人，这情形想起来就觉得像是外星人才能完成的故事。

    这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老人，如果未来基本生活都不能够保障的话，定会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一个潜在根源。但是如果光是依靠政府来提供养老服务，似乎也不太实际。即便目前政府一直在为“三无老人”提供养老服务，大城市的社区养老服务站大部分已经成立起来，但是，效率不高、资源不足，甚至在现有体系下形成“挂羊头什么也不卖”的浪费情况比比皆是。空巢老人死在家里，尸体腐烂，警察破门而入的故事已经不是偶尔见诸报端。虽然，这样的事情首先蒙羞的是这些老人的子女，但是当成为一种频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应该是政府与社会的责任。

    前些天，国家说要开放养老市场，支持社会力量办养老，鼓励境外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前者我能够理解，脏活、累活、苦活、不赚钱的活就让老百姓来做，这属于拉动内需。后者，让境外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等于是鱼翅燕窝吃完了，让外国人来收拾残局，这实在是一个不靠谱的、一厢情愿的决定。

    养老服务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是一个体现社会道德水平高低的行业。有一个日本人，想到大连投资养老院。大连官员用快把脸挤烂的笑容，非常动情地对他说：我们保证你来了赚大钱，土地、税收等等，我们全力支持。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个很扯淡的热情和感动。他说：养老是一个服务社会的事，不是一个暴利的营生。我做了一辈子的养老，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老人。好在，上海对此的态度让他更加认同一些，他最后决定在上海投资。

    鼓励社会力量和外资办养老，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养老服务的新生，而是悲哀。传统的家庭互助式“养儿防老”被计划生育政策搞垮了，而新的社会化养老模式还处在模糊的混沌期。我讲这个话不是说现在养老服务业的人员不行，而是政府的投入和对社会资源的监管不行。明明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为了生存、为了赚钱，他们披着养老的马甲去做了房地产。专家说市场是个宝，不过“养老服务”如果以市场化为主体，中国就会称为一个让全世界笑话的“活宝”。

    养老的社会化，无论如何离不开社会互助平台的支持，从国外的经验来开，政府的责任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养老互助机制。以日本为例，真正商业化、以营利为目标的养老机构也就占整个社会养老服务的10%左右的市场份额，剩余的基本是由非营利组织为社会提供基本养老服务。而即便是这10%的富裕老人，他们在享受营利性养老服务的时候，政府也要把他们基本养老护理的服务费用支付到营利性养老机构。

    日本厚生省支付的这笔社会基本养老护理费用，来自于日本90年代成立的一个强制性社会养老互助基金———“养老护理保险”。这个社会互助保险，承担着所有老人90%的养老护理基本费用，而实际支配这些资金的组织不是政府，而是非营利性组织。大到全国连锁的养老服务机构，小到只有两三张床位、看护十几个老人的社区养老日托中心，都可以进入这个服务体系。

    如果没有政府的统筹规划、投入和支持，养老服务市场化对于中国富有与贫困的老人来说，一样都存在潜在的问题。也许富有的老人会说，我可以选择收费高昂的养老院或者请私家看护。而当下的中国，连一个没有专门培训老人护理的教育机构都没有。所谓“高级”的养老机构对老人的生活的需求也缺乏真正的了解。对于老人而言，有尊严的养老生活，除了对物资条件的要求，还有更多精神上的需求。

    再回到天津那家养老院，他们留给我那张请求援助的140万元的清单中，仅仅是一个普通养老院的需求，比如，心电监护仪、呼叫系统、摇床、冷暖空调等等。而我在日本看到，针对失能老人泡澡的浴缸就需要投资100多万人民币。一个靠出租公寓的“高级”养老机构，如何又能够从财力承担这些设备的投资？

    要面对越来越多的老人，政府自然无法单独挑起照料这批人群的责任，政府要做的是扶植不是出文件、出政策，而是投钱。于这一点，日本已经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机制，政府来投资建设养老机构，安置养老设备，然后转交给民间的非营利机构来运行。而民间组织的参与，则可以给老人提供不同的选择，这些机构在社会和政府的共同监督下来运行，又会比政府独家运作更有效率。

    老人和儿童一样，自我谋生和自我保护能力有限，我们过去从制度上为儿童做了一些事情，因为他们关乎到这个国家的未来。今天，我们也需要从制度上，给老人一些晚年生活的保障，因为这关乎到这个国家的道德。

    目前，中国有很多草根公益组织还是处于跟着善款做项目的初级阶段，如果政府能有很好的投入，他们大部分都可以迅速地转化成为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公益组织，这何尝不是一件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