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两面王吴三桂》 作者：刘修铁  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吴三桂长在一个武官门楣之家，他从小就“鸡鸣即兵。夜分始枕”，夜以继日的勤练武艺。青少年时代吴三桂就以武艺精湛而小有名气，成为吴、祖两家子弟中的拔尖人物，深得长辈的喜爱。然而，吴三桂绝非一般武夫，他善于结交，工于心计，素有“轻财好士”之美誉。他结友重在取利，且尤喜向上攀耙，对于身居高位，对他前途大有关碍之人，他不惜俯首屈膝，竭尽巴结。如认太监作“义父”，与辽东巡抚方一萍之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还拜总督洪承畴为师等等。这一切都为他前期的仕宦生涯、平步青云铺平了道路。

　　一、武功世家，将门之子。

　　山海关外的辽东大地，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朝鲜人曾有过这样的精彩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垒鼓互鸣。为什么？因为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直入，如无门庭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

　　事实确实如此。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创业之君在这里奋起屈然，问鼎中原太地；又不知有多少治国之能臣、惯战之悍将在这里生长、奋斗，创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远的不说，在吴三桂之前，诸如威震辽东的名将李成粱父子、腹有良谋、统率过千军万马的熊廷弼、杨镐、孙承宗、洪承畴、“铁面御史”何尔健、独胆英雄袁崇焕、敢战敢胜的一代骁将满桂、祖大寿、赵率教，首创海上雄师的毛文龙、一度主持辽东大计的王在晋等，以及清代的刨业之君如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他们的兄弟子侄一大批名君、名臣、名将，都在辽东这个军事舞台上施展出他们纵横捭阖的才略，演出了一幕幕历史括剧。吴三桂的一家参与了明清之交的激烈的军事斗争，成为一个将门之家。

　　辽东的百姓把习武从军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青壮年所从事的职业之一。许多家庭几乎满门皆军，称得上是“军人世家”。辽东名将李成粱有五个儿子，都投身行伍，在战争中成长为统帅三军的将军。他们父子镇辽二十余年，“师出必捷，威震异域。”祖大寿兄弟子侄个个为军。吴氏父子四人，先后从军，都是名副其实的“军人世家”。

　　辽东军民同蒙古、女真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但也有和平交往。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人人精于骑射，善于奔驰，无论在山间林崖之中，还是在平原旷野之上，都能吃苦，有耐力，一往无前。这些优胜的民族长技和风俗习惯，也融汇于汉族人民的生括之中。因此，人人爱马、骑马也都成了当地汉人的习惯。男孩、女孩才两三岁，只要见到马，便手舞足蹈，跃跃欲试。当大人把他(她)们抱上鞍座，就兴奋异常，一边笑着，一边吆喝，催马快走，还一边用手作加鞭之势。长到五六岁时，就开始练习骑马，父亲给制作一个小木架，放在鞍座上，把孩子抱上去，手扶木架，慢慢演习。在辽东，不只是男人会骑马，女子也善骑，“较男子更胜，加鞭疾驰，了无畏怯，而姿态飘逸。打遇有个别女子不会骑马，还会被人笑话呢！所以，在这里，男、女不会骑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辽东的特殊社会环境，养成了人们一种尚武精神，特别能战斗。在明朝军队中，辽兵以骠悍敢战闻名，被誉为一支劲旅。在同新兴的后金进行战争之初，明朝从江南调至辽东作战的军队，几乎每战必败，两度经略辽东的袁崇焕改用“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之策，完全起用辽兵，不但顶住了后金的猛烈进攻，还把它打得大败，连获大捷，突出地显示了辽人敢战的雄风。

　　吴三桂降生的时候，历史已给他准备了军事生活的物资条件和社会环境，并由此使他走上了他活动的主要舞台——军事舞台，终其一生，他都与战争和军事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出生在一个将门之家，受到社会尚武风气的熏陶，家庭、亲属的影响，从小就灌注到他幼小的心灵之中。在他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尝试对他进行骑射训练，随着年龄的增长，训练也逐年严格。这种训练，如同做功课一样，每天手不离箭，身不离鞍。父亲善养马，对马匹的选择和骑术，都能给他以指导，吴三桂很聪颖，据吴三桂的教生陈邦选说：三桂小时，“聪明超群”。他学习很用心，也颇刻苦，骑射进步很快。还有舅父祖大寿对他很关心，不时地加以指教。他经常出人军营，很喜欢军队的战斗生活，心想将来长大了定要当一名军官……

　　从山海关，经中后所，至宁远以东，抵锦州，北面一望丘陵、山岭，绵延不绝，林木繁茂，


多飞禽走兽，虎、豹、野猪等猛兽，无时不出没林中深处。行猎是当地猎户的衣食之源，而对于达官贵人来说，却是一种消遣。吴三桂的父兄每于闲暇，携家丁进山打猎。当他能独立骑马时，便跟随父兄左右，骑逐山林之中。稍大点，他就自带家丁，独闯山林，与禽兽周旋，每次都有收获。这养成了他好“田猎”的习惯。这种带有军事味道的生括，培养了他勇敢、不畏艰险、足智多谋的思想性格。他掌握的骑射技能，后来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哥哥、弟弟。他演习过各种兵器，最喜欢使大刀，练得很有功夫。从此，这柄大刀就成了他在未来的岁月中南征北战的致胜武器。现今保存在昆明市博物馆的一口长柄大刀，据说是吴三桂的遗物。

　　练武造就了吴三桂强健的体魄，这为他以后能在千军万马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创造了条件。

　　二、明智选择，机遇造就。

　　俗语说：“女怕嫁错郎，男怕人错行”。当时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要求吴三桂从文，但吴三桂坚持习武，历史证明，吴三桂的选择是正确的。明末宦官专权，士大夫都只顾眼前，以为天下无事。凡是武将指陈边关的战事，都道武官好勇斗狠，危盲耸听，以博功名。所以朝廷都不留意边关的战事。加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又曾寄籍辽东，故所有文臣都睥睨他，好像不是中国人一样。吴襄自以官位尚卑，也不与计较，惟倍加谨慎而已。

　　那时吴三桂十六、七岁，吴襄自以日受同僚揶揄。不过文臣视轻武员之故，遂谓吴三桂遭：“为父幼不读书，只以勇力，且蒙将军李成梁受知于相马。自李将军殁后，好像冰山已倒一般。若非朝廷明见，此官已不能自保。吾儿不宜承习父业，宜弃武就文，或得奋志云宵，不致受揶揄于懦夫之口。”吴三桂听了，笑道：“父言差矣！方今国家多事，文臣不识时务，只欺饰朝廷，如燕巢危幕，自图苟安，若有变乱，若辈岂能以吟诗作赋保护国家耶？吾父任他揶揄，休要与他计较。他日时来运至，吾父子必有出头之日也。”吴襄见儿子如此说法，觉实有道理，且亦志气不凡，心中甚为欢悦。吴三桂自此益练习弓马，讲求战术。及崇祯帝即位，知道国家危难已伏在萧墙，遂决意奖励武功，乃拔吴襄为捏督京营，复命大宗伯董其昌典录武科。黄诏既下，各路武夫都纷纷赴试。吴三桂时已弓马娴熟，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那时听得董其昌考拔武科，便慨然叹道：“此吾脱颖时矣。今天下有变，乘此时以取功名，一来可以效力国家，二来亦可以继承父业。”便告知父亲吴襄，往应武举。国家设置武场，通过考试“技勇”，选拔将才。明末，按武场考试规定，一般以九箭射中目标为状元。吴三桂以其少年应试，在强手如林的角逐中，获得武举人，颇为难得。这都得之于平时的严格训练。

　　时董其昌在朝，知道国事已非，选拔武员实关紧要。那日往见吴襄，问道：“足下为武员，究知谁是可以当得将才的，不妨赐告。此为国家公事，请避嫌疑。”吴襄遭：“太宗伯既有此言，弟不敢不说。以弟所知，若武勇足道的，首推吾儿三桂，次即白遇道耳。”董其昌道：“足下佳儿如此，可为足下贺。某此次将拔取令郎，此为国家择人才，非为君家取富贵也。”说罢便去。到了录闱之日，数千赴考的都盼望放榜，及至放榜之后，居首的不是别人，就是吴三桂。

　　自从武闱榜发，吴三桂竞领了首选。凡赴试的，没一个不知道吴襄与董其昌有些交情，只道董其昌有意拔举吴三桂，不计他武艺如何就取中首名，更有道吴三桂武艺不高强是不应获选的。至于那些不第的人，更造出一种谣言，说是吴襄向董其昌讨人情，使中自己儿子。你一言我一语，早被吴襄听了，便唤吴三桂诫道：“吾儿今日幸捷高魁，为父本曾向董宗伯道及，故得董宗伯有意提拔。但为父曾承董宗伯问及，知得谁人可充将才，为父故援内举不避亲之义，力荐吾儿。今既获选，虽为父亦曾说情，但吾儿武艺本不在他人之下。今竞受此飞谣冷语，吾儿须此发奋。但能上撤国家，下光门户，不患不能雪耻也。”吴三桂笑道：“吾父亦太过忧虑。方今国家多故，凡有本领的自能发现。像古人说如锥处囊中，其末立露，儿不忧无出头之日。若稍有凭藉，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道也。”吴襄昕了，为儿子有如此志气，十分欢喜。便使吴三桂拜董其昌，认为师生之谊。又因吴襄为提督经营，应有个袭荫，董其昌更为奏保，便以吴三桂为都督指挥使。

　　吴三桂在前辈的提携下，更加努力向前。他的语言和行动证明了他是位才智过人的将领。

　　三、初露锋芒，气魄不凡。

　　他得中武举后，取得了在军中任职的资格，开始了军事生涯。《庭闻录》的作者刘健说他“自少为边将”，他的教生陈邦选也说“总爷(指三桂)少年悬印”，指的就是这个时候。吴三桂初任军职，就

在舅父手下任中军官。这是个低级军官，是吴三桂走向将帅的起点。他在舅父祖大寿的指挥下，参加了对后金的战争。很快，他崭露头角，日益显示出悍将的素质。

　　崇祯五年(1632年)，他已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却已升为游击将军。虽说这个职位还不算高，但已进入将军的行列，而父亲这时已升到总兵官这个高级军官的地位。

　　二十岁这个年龄，在古代的习俗中，已视为成年。它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身体长成，思想敏锐，精力旺盛，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二十岁的吴三桂，照比一般青年更引人注目：大耳垂，高鼻粱，脸色富有光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瞻视顾盼，尊严若神。”他的身材不算高，看起来，也不那么魁伟，可是“臂力过人”，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力气大！难怪凡见过他的人都用“美人丰姿”、“状貌奇伟”来赞美他，大概并非虚语，亦非媚人之辞。不过，他的相貌也不是完美无缺，只要仔细察看，就会发现他的鼻子稍有缺欠：鼻梁右高左低，中间有一条黑纹如丝，像是受过刀伤的痕迹。他的鼻子的确受过刀伤。那是在几年前，他为救父亲，一往无前地闯入数万后金兵重围之中……

　　吴三桂十七岁那年冬天，正是祟桢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发动了奇袭北京的战役。他亲率五、六万大军，避开明朝构筑的宁(远)锦(州)防线，绕道内蒙地区，从大安口、龙井关等处突入长城，直趋北京，给明朝以猝不及防的打击。不幸的是，祟祯帝中皇太极的反问计，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祖大寿惊恐万状，携吴襄父子及辽兵一万五千人自北京仓皇撤军。急返宁远，以图自保。崇祯听从大学士孙承宗的建议。赶快派人安抚。使者疾驰至山海关才赶上祖大寿，当众宣谕朝廷慰劳之意，声明只逮治袁祟焕一人，与众将无涉。辽兵得到朝廷宽大，人心才安定下来。

　　次年正月，祖大寿奉命与孙承宗分驻三屯营(河北遵化附近)、丰润(今仍名)之问，互相“联络犄角”。祖大寿又命所部分驻雷亭(河北乐亭)、昌黎(河北昌黎)、抚宁(河北抚宁)、石门、台头营、燕河营(均在河北抚宁北、长城南)诸城镇，以堵截后金兵归路。然而，后金兵“潜师饱飏”，行动非常诡秘，明官军常常捕捉不到它的任何消息。为摸清后金兵的去向，他常派出多达三百多人的“侦骑远探”。

　　二月，祖大寿率部出长城，北进至建昌(辽宁凌源)。该城周围多山，丘陵连绵，其西北面与内蒙喀喇沁等部相接。皇太极绕道内蒙入关和北返，建昌是他必经之地。明兵集结于此，企图截断后金兵归路。

　　吴襄携带吴三桂随征，不离大寿左右。吴三桂年龄还小，在军中不担负具体军务。父亲和舅父对他很喜爱，不愿让他做任何冒险的事，让他随军，是想训练他，使他增长见识。父亲已是一员参将，常受派遣，执行任务。可是，有一次发生了意外情况……

　　一天，吴襄率数百人出城侦察，突然与数万后金兵遭遇，后金将领没有把这几百明兵放在眼里，实行围而不攻的战术，迫其投降。吴襄无意投降，只有突围才能摆脱险境。他与部下“急奔”，后金兵就“急围”；“缓奔”就“缓围”。直至近城处，吴襄仍无法摆脱后金兵的围困。祖大寿凭城楼远望，知后金兵势大，明兵出击，如以卵击石，倘遭全军覆没，丢失城弛，将犯不赦之罪。他不能救吴襄，只好听天由命了。

　　吴三桂见父亲被围，心急如焚，便跪在舅父面前，请求发兵，为父亲解围。祖大寿以双方兵力悬殊太大，不敢出战，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吴三桂请求再三，祖大寿就是不答应。最后，吴三桂痛哭流涕地说：“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以死相救。”祖大寿似应非应地“嗯”了一声。他以为吴三桂必不能救，但吴三桂马上应口说：“遵令！”站起身来，转身下了城楼，率家丁二十人，出城救父。祖大寿心情矛盾，也没严加阻止，由他去吧！

　　吴三桂左右各置一将领，自己居中，分十八人为两翼冲阵。后金兵见明兵极少，而敢轻易出战，很是怀疑，便闪开一个阵口，将三桂二十人裹人阵中。

　　吴三桂人阵，以风驰电掣般速度向后金兵展开了冲杀，连续射出两箭，后金兵应弦而倒。后金一员将官拥纛旗向他冲来。吴三桂迅即搭箭，用尽气力，一箭射中，这员将官从马上跌落下来。三桂急驰近前，下马割取首级。不料此人受重伤未死，他眼看吴三桂举刀之际，说时迟，那时快，摘出随身的短刀，奋力跃起，照准吴三桂面部刺来，吴三桂猝不及防，一刀砍中他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他顾不得伤口，手起刀落，将这个将官的头砍了下来

，井疾速地拣起死者扔在地上的红旗，撕下一块，胡乱地把鼻子裹了起来，飞身上马，呐喊着冲杀。寻到了父亲，大呼：“随我来！”数百名明兵都随他往外突围。这时，祖大寿在城楼上眺望，命城上明兵擂鼓助威口城上城下，阵里阵外，喊杀声、战鼓声响成一片，似有千军万马奔腾之势。

　　后金兵始终怀疑明兵以少冲阵，可能是“诱敌”之术，也不敢用力堵截，加之吴三桂冲锋在前，来势凶猛，锐不可当，他与数百名明兵冲到哪里，哪里就纷纷闪开。于是，吴三桂带领明兵冲围而出。后金兵怕中诱兵之计，并不敢追赶，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小队明兵飞速远去……

　　吴三桂疾驰至城下，祖大寿已亲自出城迎接，看到他血流满而，不禁发出赞叹：“好样的，贤甥！”吴三桂下马，向祖大寿跪拜，忍不住哭了起来，吴襄站在旁边，痛楚地说：“要不是我儿舍命相救，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祖大寿抚摸着吴三桂的肩背，爱抚地说：“儿不要忧虑不富贵，我马上题请超擢！”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是吴三桂的义父，他得到吴三桂救父出围的消息，大喜，说：“真是我的儿子啊！”

　　吴三桂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鼻子受到创伤面留下了轻微疤痕。幸亏他受伤时很年轻，靠着他旺盛的生命力，恢复得很快。疤痕还不那么显眼。也许他感到这是一个缺欠，每当与人谈话不投机时，就用手“自扪其鼻”，这已成了习惯，到了晚年，也未改变。据长期同他一起共事的人说，观察他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百不失一”。

　　吴三桂的地位和名望的显著变化，大约就是以此次闯围救父为转机的。他的这一壮举，被人们以“忠孝”之名而传颂着；他的“娴于骑射”的高超技能，他那“勇而敢战竹的无畏精神，他“深鸷多谋”的韬略。都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吴三桂时来运转，步步晋升。他由中军升到辩击，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在这次战斗后不久的事。因为他在崇祯五年(1632年)时，作为游击将官参加了山东“平叛”的战斗，所以，他的这次提升时间应在崇祯三——五年之间无疑。

　　四、青云直上，仕途一帆风顺。

　　吴三桂是个很勤奋的人，除了习武，还勤于读书学文。从少年时起，他每天鸡叫就起床，到半夜才就寝休息，“终日无情容”，就是到了晚年，也保持这个习惯。他坚持读书，不断从古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并从中萌发和树立了自己的志向。青少年时，他曾读过《汉记》，其中有两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这两句说：“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意思是，当官应做皇帝身边的官，娶妻应得到像汉代阴丽华那样的美人。他对此大发感慨，脱口而出：“我亦遂此愿足矣。”在封建主义时代，一个刚涉世的青年，追求的无非一是显爵名宦，二是绝代佳人。吴三桂有此思想，自然不足为怪。他为达到这个目标，终生奋斗不已。后来，他果然功成名就，想得到的最终如愿以偿。

　　崇祯四午(1631年)，吴襄兵败而削职，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根本的影响。因为朝廷还允许他继续供职，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而他也在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吴三桂则是低级军官，不负败兵之责。

　　就在吴襄被削职时，山东爆发了以孔有德、李九成为首的兵变，孔有德原任山东登州参将，后金兵围大凌河城时，受登、莱巡抚孙元化派遣，率八百骑兵出关赴援。行至河北吴桥，“兵乏食，肆掠村堡”，继而哗变。孔有德与李九成等密议，宣布起义叛明，率军回师山东，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城(今仍名，均在山东济南北)。次年(崇祯5年)正月，孔有德回师攻下登州(山东蓬莱)，设官置署，他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等为总兵官。于是，整顿兵马，攻城略地，反明的斗争浪潮席卷山东。

　　山东地近京师，关系甚重，孔有德起兵反明，使朝廷十分惊慌，急令保定、天津、昌平诸镇兵马会剿。官军连连遭到失败，朝廷一时手足无措。

　　六月初，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建议调战斗力顽强的山海关与宁远的辽兵来对付孔有德的“叛兵”。经朝廷重臣讨论，奏请崇祯批准。九月，崇祯下诏，命监视关宁总监太监高起潜督率副将祖大弼、总兵官金国奇等携敷万兵马前往山东镇压。崇祯给吴襄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特许以“戴罪立功”的总兵官随军出征。吴三桂以游击将军随父亲与舅父祖大弼参加“平叛&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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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兵不愧为一支劲旅。八月十九日，辽兵与孔有德部首先战于沙河(山东掖县城西)，将对方击败；三十日，推进至白马，双方大战，孔有德寡不敌众。被迫后撤，退守登州。辽兵乘胜前进，于九月一日兵临登州城下，迅速将全城包围起来，开始，孔有德遣兵将出城交战，企图打破明军的包围。到十一月，孔有德连续于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两次组织突围，结果都被逐回城中。副元帅李九成不幸中弹阵亡，兵士也多有损失。“叛军”处境越来越困难。祖大弼与金国奇、吴襄指挥明军严密围困，欲把他们困死于城中。

　　从明方的战报中看到，吴襄作战勇敢，往来冲杀，表现出色。关宁监军太监高起潜为他题请，朝廷当即恢复其原总兵官职。

　　明军围城已经三个月了，城内士气低落，对于能否坚持下去，逐渐失去信心。孔有德决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突围，“决一死战”，以求得一条生路。不料十二月二日，一名叫洪成训的士兵，乘夜逃出城，投降了明军，并泄露孔有德将于三日夜从城西门出城突围。

　　总兵官金国奇得到这一重要情报，急与监军高起潜、吴襄等重要将领定计，分设埋伏，其余各营将士皆“披甲上马预备”，又调来三百名火器手埋伏于山前，专轰击孔有德的大队人马。

　　三日，天将黎明，孔有德悄悄率军倾城而出，计马步兵七八千人，分作三股突围。官兵也分三路埋伏，准备迎击口金国奇与高起潜、吴襄率领副将以下，至千总、把总等大小将官四十余员为其主力，挡住孔兵出城的要冲。吴三桂也在这众多将领之内，参加对孔兵的伏击。

　　孔有德完全不知道突围计划已被泄露，明军已作了围剿的准备，他率部放心大胆地出战，行至金国奇部的埋伏圈，明军立即挥红旗迎战，截住厮杀。顿时，喊杀声响彻黎明的晨空，枪炮声同时大作，震得大地不禁抖动起来……

　　金国奇、吴襄部剐一交战，祖大弼率部从东南方向飞驰策应。孔军抵挡不住早有准备的明军的四面堵截，无法突围出去，便拨转马头，向城内疾退。明军穷追至城下，力图一举破城，但城上“炮石如雨”，无法靠近城下。金国奇只好传令，举号收兵回营。

　　登州北面临海，官军无法围堵。就在兵败退回城的当天夜里，孔有德决定从海上逃走，率余部连同全部家属共万余人，分乘数百只船，航海辽东，投奔后金去了。

　　登州已是一座空城，很快就被明军占领。关宁援山东之役，历时近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吴襄在这次战役中，总算没有辜负崇祯和朝廷的期望，实心任事，勇敢作战。所以，他不但恢复了原职，还于七月间被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袭。吴三桂在上百员战将中，他是资望浅、年龄最小的一个，地位不显。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史料具体反映他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不会放弃这个立功的机会，必能施展出他的敢战、冲锋陷阵的本事。特别是有他的义父高起潜监军，父亲在军中任高职，立功受奖，这就使他在明将中处于很优越的地位。不言而喻，吴三桂此次军事实践，为他以后的提升莫定了基础。

　　吴三桂在仕宦之途进展迅速，到崇祯八年(1635年)才二十三岁，就被提升为右营参将；崇祯十一年九月(1638年)，他已是前锋右营副将。在不到八年的时间，吴三桂步步高升，由游击到副将，只差一步就是总兵了。他正以飞快的速度，向权力的高峰一步一步跨进。

　　五、骁勇善战，无畏胆识。

　　吴三桂初起之时，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中原农民起义呈星火燎原之势，而北方清朝空前强大，皇太极率领他的文臣武将随时都想夺取中原，统一全国。

　　曾在辽河两岸和这条走廊上同清兵激战、顶住进攻的一大批将领、运筹帷幄的统帅，诸如杨镐、杜橙：刘綎、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袁崇焕、孙承宗、满桂、赵率教、何可纲、毛文龙等，就像夜空中的一颗颗流星一样，转瞬消逝了。他们或战死于疆场，或失意于官场而遭排斥，多数则死于党争，成了明末黑暗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时，在辽西惟剩祖氏一家和他们的亲兵家丁，始终坚持固守辽西，所幸朝廷不敢触动祖氏，故能保全而没有受到伤害。吴襄与吴三桂父子作为祖氏姻亲，命运所系，共撑残局，同度艰难。吴氏父子在明朝统治集团中政治与军事地位变得日益突出，终于一跃而扮演了辽西最后一幕的主要角色。

　　历史需要是三桂，也选择了吴三桂。

　　崇祯十二年(1638年)七月，提升的机会又一次降临到吴三桂这位幸运的青年将领的身上。这年，吴三桂刚二十六岁，喜报传来：他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还在崇祯五年，他仅是个游击，而在此后的六年中，他很快由游击升到参将，再升到副将，由副将升到总兵，也只隔了四年时间。这个晋升速度，应该说，还是相当快的。对于吴三桂来说，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跟他同时代的所有辽西将领相比，以他这个年龄，竟升到总兵官这一要职，大概他是第一人吧！他的好友姜新太为感叹：“仁
 

兄廿七登坛，儒门出将，父子元戎，讵谓奇遘哉！”

　　自明清战争以来，特别是战事发展到辽西以后，宁远已成为明朝防御清兵的一大军事重镇，与锦州并重，是宁锦防线的重要一环。先有袁崇焕、孙承宗力主筑宁远，两收获得大捷，给清(后金)以重创。袁崇焕冤死，祖大寿继任，后又调到锦州驻防。吴三桂则继袁崇焕、祖大寿之后，驻防宁远，已显示出朝廷对吴三桂的倚重。关外八城，以锦州、宁远两城最为重要。监军、巡抚、道台等官都在此城设衙办公，吴三桂以总兵官驻守于此，也就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吴三桂任团练总兵，他不仅练兵，同时也参加了对清兵的作战。

　　崇祯十三年，也就是吴三桂提为总兵的第二年，明兵与清兵在杏山(今辽宁锦县杏山)附近的夹马山一带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吴三桂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了其高超的战斗技能，他拼命冲杀，“与贼血战”，但因清兵勇猛异常，最终以双方互有伤亡收场。

　　接着，在七月间又参加了二次战斗，皇太极准备攻打锦州。

　　锦州地区的军事形势变得日益紧张起来。明朝的战略家们对清兵意图已有所察觉，崇祯指令辽东督抚与各镇将速筹应急方略。辽东新任巡抚丘民仰会同吴三桂、祖大寿、刘肇基等“昕夕商榷”，谋划战守之策。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出：“今日筹辽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后可以守其战。”这就是说，对付清兵不能单独防守，要守战兼顾，才能守得住；战又不能总是正面交锋，还要采取多种作战方式，如奇袭、打埋伏等，才能见效。这一方略，成为明兵作战的指导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明兵开始对清兵主动出击，展开各种形式的进攻。七月八日夜，吴三桂指挥马步兵五百，自松山奇袭锦州附近的清兵镶蓝旗营地。清将贝子罗托等人仓皇率兵出营，双方在黑暗中展开一场混战。吴三桂的意图，是对清兵进行骚扰。当大批清兵出动时，使急速引兵撤退。清将一时不知明兵究竟有多少，害怕误中埋伏，不敢追赶。据清方报道：次日见战场留下八具尸体，马九匹。又据吴三桂给朝廷的情报称：”贼于初八日夜被我袭击，旋即移营。”从双方战后报道可以看出，明兵与清兵伤亡很小，战斗时间短促。如果吴三桂的报道属实，清兵真的移营，那么，这次小股夜袭达到了目的。

　　继八日夜突袭清军之后，蓟辽总督洪承畴会同吴三桂、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左光先、辽东总兵刘肇基四镇统帅共议，组织了一次对清兵的新的进攻。另调山海关总兵马科率部助战。清官方记载，明出动马步兵四万至杏山。战斗在橙山与杏山之间展开。根据明清战后的报告，我们可以窥见此次战役的大致情况。

　　十日夜，吴三桂、曹变蚊等各挑选数十员勇将“带领精锐马兵”，进至离杏山城十里地方，在山洼地埋伏起来，并各派出哨探在周围山上潜伏了望。

　　第二天(11日)、晨，吴三桂率领副将以下官员五十余，“齐出杏山城，整列队伍”，令骑兵居前，便于冲击；步兵火器居后，以备堵击。明兵力多少，未见记载，但从吴三桂亲自出马，将官如此之多，可以判断明兵当在四五千人上下。这时，担任侦察的大拨都司张成报告：清兵二万余骑从汤河子向西南奔来。吴三桂闻讯，即亲统副将于永绶、张鉴等领骑兵飞驰至五道岭，与先埋伏在这里的明兵会合，准备迎击。清兵已发现明兵，便向五道岭疾驰，直抵张官屯。这支清军由善战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统领，“蜂拥”般向明兵冲来。三桂一声令下，以逸待劳的明兵呐喊着冲上去，“跃马冲砍”。清兵退至夹马山，各镇官兵“飞驰夹击”。吴三桂挥军冲杀，兵士皆“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又有炮火轰击，枪箭交加，激战数回舍，清兵死伤甚多。吴军为争得功劳，纷纷下马割下死伤清兵的首级。吴三桂发现山头还有大量清骑兵“密布”，料定是接应前军的，他惟恐部屑忙于割首级误事。下令：不许下马，只以“恶砍”为功。鏖战多时，清兵已感不支，逐渐败下阵来。在山头接应的清兵不敢出战，急忙保护驮拉“死尸”，向北遁逃。在战斗进行时，坚守锦州的副将祖大乐率数十员将官出锦州三十里，与吴三桂等四镇兵汇合，以策应他们。因风沙蔽天，不便追剿，依次收兵，齐回杏山。此役明将士阵亡十一人，受轻重伤的有六十五人，被射死的马五十六匹。清兵伤亡多少？明清官方皆不见载。多尔衮向皇太极隐瞒实况。只说，清兵“追至(杏山)城壕，掩杀之，获马七十匹”。也不提明兵伤亡情况。显见此次战斗虽说规模大，而彼此伤亡并不重，都在一定程度上各自夸大本军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此战为明诸镇&

ldquo;台击”，兵力占有明显优势，“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经此打击，清兵失利，“退屯义州”。

　　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自锦(州)城东、南、北三路，奴骑充斥，势殊猖獗”，逐渐形成对锦州的包围之势。明将官担心锦州被厨，一旦缺粮，就无法坚守下去。眼下，运粮比增兵更为急需。可是，负责运粮各官“惊心奴做”，不敢往锦、松、杏等前锋三城运送，仅运至宁远以西各城，致使宁远西各城储粮猛增至一万石，前锋锦州、松山、杏山三城各仓只存米二千石。从朝廷到前线将士都为此万分焦急。蓟辽总督洪承畴与辽东巡抚丘民仰(于崇祯十三年三月擢升右佥都御史，代方一澡巡抚辽东，驻宁远)、吴三桂等再三商酌，决定冒险向锦、松、杏三城运米，“以实根本”。正好赶上春节，他们便“以新年过节，出其不意”将粮运去。此项任务交吴由三桂完成。正月初二、三两天，以牛骡驴车三千四百辆，装米一万五千石。初六日，吴三桂亲自“督运米车”出发。此计果然躲过清兵的监视，于次日中午，顺刺到达锦州。当即卸车，至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全部卸完。八日，空车又安全地返回宁远。此次运米，往返“并未遇警，绝无疏失。”至韧九日，清兵才有觉察，出动二万余骑分为四股追求，企图夺粮，遭到沿途守护的明军炮击，一无所获，“仍从原中北遁回营。”此次运粮成功，“俱蒙诸上台筹划周详，而更蒙(吴)练镇防护谨慎所致。”

　　吴三桂冒险督运粮食，显见他的胆略远在众将官之上。在人们视锦松等为险途而畏缩不前时，他却敢于承担责任，实心任事，一举成功，因而受到朝廷和周围将领的赞扬。由于锦州得到了给养的补充，更坚定了全城将士守城的信心，并长期坚持下去，虽被清兵围困，亦毫无所惧，这与给养充足有直接关系。

　　自从吴三桂被提升总兵官以后，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剿杀虏级独多。”朝廷给予他的这几句评语，不仅概略地反映了他在这一阶段的军事活动情况，而且把他的功绩置于所有将官之上，也可看出他的地位明显提高。朝廷表彰他勇敢杀敌，屡建战功，但最根本的是赞扬他对朝廷表现出无限的忠心，夸为“忠可炙日”。吴三桂得到明廷的信任和器重，其父亦身居显官，其亲属无不显贵，这自然使吴氏及与吴氏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跟朝廷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吴三桂当然明白，只有忠实于朝廷才能得到他追求的功名富贵。

　　吴三桂凭着一股青年人特有的锐气为朝廷效力。他升任总兵的前前后后的表现，证明了他为保卫大明的江山而战斗。他如历代有志青年一样，为了荣誉面奋斗，他要建功立业，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