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许多新的看点。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决定》提出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这无疑是直面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顺应最广大底层民众的诉求、旨在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举措。

“橄榄型”的概念最早来自《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作者赵海均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应建设“橄榄型”社会的概念。日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为此专访了这位独立经济学者。

何为“橄榄型”社会

中国经济时报：你是如何提出建设“橄榄型”社会这个概念的？

赵海均：我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是在2000年出版的《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在此之前，发生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陷入了严重困境，国家开始实行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面对当时异常复杂的社会大环境，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唱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了？国际国内有许多专家都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我在一家著名的国有大型企业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对企业和基层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从1998年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写出了《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在这本书中，我结合实践，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阐述了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一系列看法。

中国经济时报：在这本书中，你关于构建“橄榄型”社会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赵海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共同贫困”的局面已经消失，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问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两极分化严重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当时，有人认为中国居民的收入状况是一种“金字塔”形的。我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倒陀螺型”社会，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结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民收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高居顶尖的少数人占据着大量财富。但是与发达国家收入的“量级”不同，少数富有者占有大量财富，因此超高收入和高收入者约占国民的20%—30%。而中低收入者和贫困居民没有多大差别，可以看成是同一类，占中国居民的绝大多数，约为70%—80%。因此，就居民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社会结构形状像一个“倒陀螺”型，上为圆锥形，下呈圆柱形，是两层级的。

在通常社会中，能力超群和能力微弱的人都是少数，能力超强的人可能获得比正常人更多的收入，能力极弱的人可能获得比大多数人少的收入，他们都只是社会的两端，而绝大多数人的能力和经验都相差不多，因而收入水平应该不相上下。尽管因所处行业、地位和机遇的不同，其收入会有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应该在有限的合理范围之内。这些人占社会的绝大多数，是中间层。因此，合理的收入结构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像橄榄的形状一样。

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状况后，我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其市场机制、产业结构、生产消费均处于这种状况，从而，人们的收入也比较稳定，基于不同的收入结构，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这种稳定状态下，以收入水平来划分的社会各阶层的结构呈“橄榄”形状，中间大、两头小。它是稳定状态下合理而科学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五层：一是超高收入阶层；二是高收入阶层；三是中等收入阶层；四是低收入阶层；五是“贫困阶层”。五大收入层级构成了一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不仅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收入阶层结构还没有形成，一旦这种结构形成，中国经济就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级的阶段。因此，要想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府的政策就应该促使中国社会形成结构合理的收入阶层。在“转轨时期”，经济不断增长、价格适时上涨、收入不断提高，这应是一条看似简单而实际又很重要的原则。

“橄榄型”社会有利于国家经济、政治稳定运行

中国经济时报：构建“橄榄型”社会的意义何在？

赵海均：发展的本质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际关系的升华，而人际关系的核心是收入分配关系。人们在社会分配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人们在人际关系中的位势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度。

与低收入阶层不同，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稳定并呈现刚性特征，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有效地促进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因而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经济因素。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也就是说，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作为“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的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务实、富有建设性，有利于开掘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在国外，对中等收入阶层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认为中产阶级=稳定+发展，一个强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精神领袖”。

在美国，人均年收入从3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的群体都分布在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之中，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社会人口的90%。而且，中产阶级不仅是收入概念，更成为文化概念，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强烈共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结构，美国即使遭遇石油危机、“9·11”事件乃至总统一时没有选出，社会运转仍一切如常。

我们的邻国日本，“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中间阶层不断扩大，从而成为自民党保守政治及对国家有效领导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依然悬殊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如何？

赵海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从2010年起，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总量连攀高峰的同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研究表明，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近年来还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因此，我国收入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中间收入层人群收入持续流出，高、低收入层人群比重明显增加，中等收入者群体呈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占总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

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效果是不尽如人意的。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当前，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到0.5之间，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标准。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有经济人士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在我国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情况下，奢侈品消费也增长迅猛，已升至世界第二。

中国应加速建设“橄榄型”社会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应如何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形成“橄榄型”社会？

赵海均：实际上，早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不可否认，近些年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但是相较经济发展速度，中国分配制度改革是滞后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

如果说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那么，分好这个“蛋糕”则是政府的职责所系。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各方面承受能力增强，有条件、有能力逐步解决该问题。收入分配改革到了现在，已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管理体制的问题，关键就要看政府能否下定决心，从上述三次分配尤其是一二次分配入手，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详尽改革方案，并强力执行。 

我个人认为，要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形成“橄榄型”社会，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社会政治改革，给民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社会流动。现在，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固化，很多底层民众根本没有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低收入者被“锁定”在底层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这种“锁定”状态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在“富二代”不断上位的同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蚁族”等，就是底层被“锁定”的现实例证。

第二，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据国际通行做法，就是向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累进税来补贴穷人。

第三，要处理好垄断行业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前，除了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管，还迫切需要制定一套合理的制度来分配垄断利润，使这些收益能够用于全社会的福利。资源税改革是一个进步，要确定合理的税率，从根本上解决垄断资源的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