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是一部探讨高等教育的著作。该书作者乔纳森·R.科尔，从1989年到2003年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席学术官（教务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长达十四年之久。卸任后，科尔为哥大十四位校级教授之一（李政道先生退休前即为哥大校级教授），亦为江苏省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过专家咨询。

　　这本书是作者一生研究与工作经历的集中反映，分为三大部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历程、它们做出的重大研究成果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书出版之后，立刻获得了读书界与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哈佛大学荣休校长德里克·博克说：“在我读过的关于这些机构（指美国研究型大学）运行的必需条件、制约它们取得成功的种种因素的作品中，乔纳森所做的分析是最为详尽和令人信服的。”

　　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所以能够卓尔不群，在于它们所坚持的十二项理念：普遍主义、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创造新知识、思想的自由公开传播、无私利性、自由探索和学术自由、国际共同体、同行评议制度、为“共同”利益工作、权威治校、学术传承、学术共同体的活力。正是由于对上述基本理念的坚持，造就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使得世界一流学府在美国的确立成为现实。此外，作者还列出了一所卓越的大学所必须具有的十三个因素，即教师的研究产出、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基金与合同经费、荣誉性奖励、获得高质量的学生、教学卓越、硬件设施和先进的信息技术、大型捐赠基金和丰富的资源、大的学术科系、自由探索和学术自由，地缘因素、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卓越的领导。

　　为什么杰出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对于美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换言之，美国杰出研究型大学拥有超群的地位这一论断的证据是什么？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新颖的，却也是令人信服的。他详细列举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所做出的伟大发现与创新，不仅有前沿与基础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发现，也有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发明与创造。其中既有像量子力学、天体物理学、地球物理学这些基础学科中的伟大发现，也有像条形码、发光二极管（LED）、计算机、谷歌（GOOGLE）这样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发明创造。

　　而更令人赞赏的是，作者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现纳入自己的视野之中，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作者这样写道：“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已被证明具有重大影响。”他更是直接指出，“我们往往不会将其研究成果归入影响深远或有重大意义之列。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误。”在作者看来，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是大学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它们就不能保持伟大的地位。因为“人文研究的本质……一直是反对性质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去质疑、使人们不安—去挑战具有优势地位的政治权力和没头没脑的媒体抛向公众的商品化的、无争议的、法典化的确定性事情”。

　　在作者眼中，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卓越地位并不是稳如泰山的。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其时时刻刻都有遭受侵害与威胁的可能。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敌人是我们自己。”作者详细列举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其种种政策与措施对于学术自由的消极影响。在作者看来，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反智主义的抬头，是因为“支持布什的政治力量与反对基本的科学思想的力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这种反对的力量历来和美国的原教旨主义宗教信仰和反智主义存在联系。”也因此作者才会对小布什政府的种种举措提出强烈的批评。

　　环顾全球，美国研究型大学是否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呢？作者对此是非常自信的。实际上，对于知识的全球性竞争，作者的态度相当开明。他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对产生学术上的赢家和输家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不感兴趣。我也无意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去数美国人得到多少金牌或诺贝尔奖。”相反，“在论证法国、德国或中国因为一大堆理由不能与美国竞争卓越地位甚至接近美国大学今天已经达到的水平……我觉得这个结论对国际高等教育体系来说既不令人愉悦也不见得有益”，因为“平等伙伴之间的国际协作与合作将有益于学术和科学的增长，也有益于加强每个社会对其他社会的义务”。

　　在与世界各国的大学体系比较的过程中，作者认为：“中国要成为竞争者。”显然，对于中国追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作者认为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作者也明确指出：“中国不应试图仿效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著名大学”，因为在二十一世纪，大学将不得不经历改变，“中国最好能预测到这一点。”这一系列洞见，表明了作者对于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对于当下中国卓越大学的建设，是那么的弥足珍贵。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才会相信，该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杰作，也是为中国研究型大学发展提供参考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