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近代以来，中国有四个时期做父母是很难的，做儿女同样很难。

第一个时期是清末民初。在那个时期，清王朝在外忧内患的冲击之下，分崩离析亡于一旦。于是，某些知识青年就投身革命，以图救国，并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革命是要抛头颅、洒鲜血的，所以做父母的便成天为之提心吊胆。

第二个时期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许多父亲母亲，向我们的国家奉献出了他们的儿女。因此可以说，那是一个“心疼中华好儿女、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时代。

第三个时期是“上山下乡”时期。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响应号召离开城市、离开父母的呵护，去农村生活、劳动。

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我们经历了相当长、相当难得的和平时期，也是唯一把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作为一种学科进行研究，并迫切地拿到桌面讨论的时期。

每一位父母都希望孩子既善良，又正义，还是成功人士，最好还是受人尊重的成功人士。要培养出这样的子女，因素十分复杂，其中还包括机遇。

很多父母不允许儿女平凡。平心而论，许多平凡了大半辈子的父母们确实害怕儿女再平凡。其中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儿女也要结婚啊，住哪儿？父母工作大半辈子的积蓄，连一个北京五环以内两居室的首付都交不起。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对于“平凡”的忐忑、惴惴不安，是最能被理解，同时也是让人心疼的。

另外，那些生活条件好的，也不允许儿女平凡。他们本能地认为，平凡就是平庸。为什么别人的儿女优秀，我的儿女就该平庸呢？

平凡绝不是平庸。平凡可以平凡得很优秀、很可爱，甚至是可敬的。如果平凡就等于平庸的话，而平庸又是羞耻的话，那这地球上的60亿人口，我估计至少得有59亿人感到无地自容。

我是“草根”家庭出生的孩子。我们家住的房子又破又小，我住的那条街在当年被叫做“脏街”。我记得小时候每次出门，父亲总要叮嘱我：“不要做坏事，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不要乘人之危。”

母亲对我的影响，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小心翼翼地刮面口袋上仅存的一点面粉，为家里人做疙瘩汤当晚饭。这个时候来了个乞讨者。母亲对乞讨者说，没有什么给你的，你也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喝一碗疙瘩汤吧！母亲把本来属于她的那碗给了乞讨者。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

我的孩子上中学时，我给他画了一个数轴。中间是零，右面是正数，左面是负数。我告诉他，每一个人其实都在社会的数轴上。我们把负数这边归结为那些不幸的人、不幸的家庭。所谓负数，并不是对他们的否定，而是表示他们要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付出的努力会比常人更多。比如：有的家庭有病人，有的家庭先天贫穷。

我帮儿子分析，我们的家庭，应该在数轴的正数位置。但同时我又告诉他，他的人生应该从零这个点开始。而把自己今后的目标，定在这个数轴的哪个刻度上，是需要由他自己决定的。假设他把成为比尔·盖茨那样的人，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也许他会终日在一个问题上纠结：“为什么比尔·盖茨能做到的，我却做不到？”当孩子发现这个目标无论怎么努力都实现不了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很沮丧、很痛苦。所以，这个目标刻度的位置，应该让孩子根据自己家庭的具体情况，以及他自身的特长与能力来划出。

我希望你大学毕业之后，用挣来的工资首先给自己买一辆自行车。然后你看那边还有小汽车。要是你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汽车的话，那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努力后仍然没有达到目标，那么街上的宝马、奔驰，你就把它当成风景，看一看就好。

有时候，进城打工的孩子会给我一种震撼。

有一天我去开门，我看到给我家送水的完全是一张少年的脸。我问孩子多大了，他说16岁。那么热的天，一桶纯净水有20斤，被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扛上楼来，看着让人心疼啊！我又问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他说是计件发工资的。我说我家要是住在顶层呢？他说那也得扛上去。那样的孩子，干一天活，他们一定累得倒头就睡。他们挣的辛苦钱也一定舍不得乱花。有可能要寄回家里，给弟弟、妹妹当学费。


我建议父母们把这些打工孩子的经历讲给儿女听，并与他们站在平等的位置进行讨论。至少要告诉孩子，他们在现在这个年纪，是不用自己出去谋生，甚至要养活一家老小的。

许多父母在孩子面前会觉得很内疚。他们总在心里琢磨，怎么能给儿女更好一点的生活。儿子想要一双耐克鞋，妈妈拿出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给儿子买；儿子想要一部苹果手机，妈妈拿出一家人两个月的生活费满足他。凭什么给他买啊？父母这样纵容、娇惯孩子，父母是不是也有自身的问题呢？

在孩子幼年时期，家长要让孩子学习“善”与“智”，启发孩子动脑，鼓励孩子更多思考，让孩子学习宽容和理性。我的建议有八个字，那就是父母要引导孩子：知礼、达理、尚文、温文。知礼就是有礼貌；达理就是懂道理；尚文就是不要崇尚权力、金钱，否则一生痛苦、永无幸福感；温文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力量。